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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经典名著水浒传读书笔记1500字
中国经典名著水浒传读书笔记1500字（1）
《水浒传》是一部非常经典的中国名著，与它相媲美的还有《红楼梦》、《三国演义》、《西游记》，号称“中国四大名著”。《水浒传》它真实地描写了宋代农民起义，发展和失败的全过程，揭露了封建社会的黑暗和腐朽，及统治阶级的罪恶。它以杰出的艺术描写手段，揭示了中国封建社会中农民起义的发生、发展和失败过程的一些本质方面，说明造成农民起义的根本原因是“官逼民反”。
《水浒传》写英雄们走上反抗的道路，各有不同的原因和不同的情况，但是在逼上梁山这一点上，许多人是共同的。如阮氏三雄的造反是由于生活不下去，他们不满官府的剥削，积极参加劫取“生辰纲”的行动，从而上了梁山。解珍、解宝是由于受地主的掠夺和迫害起而反抗的。鲁智深是个军官，他嫉恶如仇，好打不平，因此造成和官府的矛盾，结果被逼上山落草。武松出身城市贫民，为打抱不平和报杀兄之仇，屡遭陷害，终于造反，勇猛地向统治阶级进行冲击。他是从血的教训中觉醒过来的。
水浒一百零八将，人物形象中令我记忆最深刻的是“智多星吴用”和“天孤星花和尚鲁智深”。“智多星吴用”几次献策：吴用为晁盖献计，智取生辰纲，用药酒麻倒了青面兽杨志，夺了北京大名府梁中书送给蔡太师庆贺生辰的十万贯金银珠宝;宋江在浔阳楼念反诗被捉，和戴宗一起被押赴刑场，快行斩时，吴用用计劫了法场，救了宋江、戴宗;宋江二打祝家庄失败;第三次攻打祝家庄时，吴用利用双掌连环计攻克祝家庄。宋江闹华州时，吴用又出计借用宿太尉金铃吊挂，救出了九纹龙史进、花和尚鲁智深。一生屡出奇谋，屡建战功。受招安被封为武胜军承宣使。宋江、李逵被害后，吴用与花荣一同在宋江坟前上吊自杀，与宋江葬在一起。真不愧为“智多星”呀！“天孤星花和尚鲁智深”是一位非常直率，暴烈如火，却侠骨柔情，杀却恶人为的是救穷苦人于水火的真汉此文来源于公务员测试网--文秘频道，英雄人物。他往往在人们面前表现出一副粗鲁，野蛮。可他到了冲锋陷阵的时候可毫不含糊，挥着62斤重的禅杖上阵杀敌。
读了这本书我了解了中国古代的历史，水浒英雄们的反抗精神和封建社会腐败的一面。这的确是一本非常耐人寻味的一本书。
《水浒传》，明代长篇小说，是民间无名作者同文人作家集体创作的成果，其成书经历了一个漫长的流传演变过程。《水浒传》描写的以宋江为首的农民起义发生在宋徽宗宣和年间(1119～1126)，因声势极盛，便在民间产生许多奇闻异说，流传中不断得到无名作者的加工增饰。施耐庵就是在长期民间传说、民间说话艺术和元杂剧水浒戏的基础上加工成书的。又题为《忠义水浒传》，通行本简称《水浒》。一般认为是施耐庵著，是我国古代文学史上四大名著之一。
《水浒传》是一部著名的描写农民起义的长篇小说，展示了宋代的政治文化，市井风情，社会景观。梁山好汉最引人注目，他们侠肝义胆，敢报天下不平，其性格性格光彩照人，令世人敬仰。
《水浒传》在艺术上取得了杰出的成就，人物形象的塑造写出了复杂的性格内容，人物性格的形成有环境的依据，同时随生活环境的变化而发展。人物形象带有理想色彩，同时又深深地扎根于生活的土壤之中。《水浒传》不单以情节的生动紧张取胜，还有较丰富真实的细节描写。由于小说在民间口语的基础上创造出一种通俗、简练、生动、富于表现力和想象力的文学语言。与内容相适应，前70回连环套式的艺术结构也独具特色。
《水浒传》善于通过人物的行为、语言来揭示复杂的内心世界，它不允许对人物外貌、内心活动做游离情节外的过多交待，而要求通过语言、行为、矛盾冲突表现人物的个性。《水浒传》不仅继承，而且进一步发展了这一手法，使得作品具有鲜明的民族风格，取得了很高的艺术成就。
中国经典名著水浒传读书笔记1500字（2）
《水浒传》在艺术上取得了杰出的成就。人物形象的塑造能写出复杂的性格内容，人物性格的形成有环境的依据，同时随生活环境的变化而发展。人物形象带有理想色彩，同时又深深地扎根于生活的土壤之中。《水浒传》不单以情节的生动紧张取胜，还有较丰富真实的细节描写。小说在民间口语的基础上创造出一种通俗、简练、生动、富于表现力的文学语言。与内容相适应，前70回连环套式的艺术结构也独具特色。
《水浒传》作者施耐庵对于这些英雄人物，予以充分的肯定和热情的讴歌，歌颂了这些人物的反抗精神、正义行动，也歌颂了他们超群的武艺和高尚的品格。一些出身下层的英雄人物，如李逵、三阮、武松、石秀等，对统治阶级的剥削压迫感受最深，因此当他们一旦造反后，他们的反抗性也最强，什么统治阶级的法度条例，对他们毫无约束，象李逵连皇帝也不放在眼里。他们为了起义的正义事业，赴汤蹈火在所不辞，作者对这些英雄人物的赞扬，完全是出自内心的热爱。作品歌颂这样一批被统治阶级视为所谓“杀人放火”的强盗、朝廷的叛逆，一些所谓“不赦”的罪人，把他们写得如此光辉动人，可敬可爱，这显示了作者的胆识和正义感情。与此相反，作者对于统治阶级的人物，则将他们写得丑恶不堪，和梁山英雄形成鲜明的对比。从而启发人们去爱什么人，恨什么人。金圣叹评论《水浒传》“无美不归绿林，无恶不归朝廷。”不管金圣叹主观动机如何，这句话却确实说明了施耐庵的思想倾向和《水浒传》的深刻社会意义。
中国历史上发生过无数次的农民起义，中国的农民富有武装斗争的传统和经验，但用文学形式来歌颂农民战争，并且真实生动地作全面的艺术再现的，只有《水浒传》。《水浒传》在记叙歌颂起义军的武装斗争时，还比较重视战争经验的总结，起义军战胜敌人，不仅凭勇敢，还靠智慧。《水浒传》中这方面的事例很多，“三打祝家庄”是一个较为突出的例子，毛泽东曾经赞扬“三打祝家庄”是合乎辩证法的最好的事例。梁山起义军在这次战役中能够重视调查研究，对敌分化瓦解，并采取打入内部里应外合的办法，终于取得了战争的胜利。《水浒传》中有关战争的描写，可与《三国志演义》相媲美。清代刘銮的《五石瓠》里说：明末农民起义军的张献忠“日使人说《三国》、《水浒》诸书，凡埋伏攻袭皆效之”。
《水浒传》中所描写的起义军的政治主张，虽然说得不十分明确，却可以看到他们有着“八方共域，异姓一家”，不管什么出身“都一般儿哥弟称呼，不分贵贱”的理想。联系到他们“杀富济贫”的行动，表现了人民反对封建经济的贫富悬殊和政治上的等级贵贱之分，反对封建社会的阶级剥削和政治压迫，这是对封建地主阶级统治思想的宣战，反映了广大受压迫人民的愿望。
《水浒传》中用以组织群众和团结群众的思想基础是“忠义”。这里所说的义，它在某种程度上注入了被压迫阶级的思想感情和道德观念，这一点，有些地主阶级的知识分子是有所觉察的。明人郎瑛就说过：“逆料当时非礼之礼，非义之义，江必有之。”这实际上是说《水浒传》所说的义不完全同于历来统治阶级所说的义。在中国封建社会里，下层人民也常讲义，他们为了维护自身的利益，免受暴力的欺凌，自然产生一种团结御侮的愿望，这种愿望，在为生活所迫、流落他乡异地的一些游民身上，反映得尤为强烈，他们最讲朋友之间的义气。路见不平，拔刀相助，进而至于“济困扶危”、“杀富济贫”，都是“义”的表现。因此，《水浒传》中所写的义，在特定的环境中，具有反封建反压迫的性质，而不同于儒家的纲常伦理中的“义”。但是“统治阶级的思想在每一时代都是占统治地位的思想。”所以《水浒传》里的“义”，还不能取代旧的伦常观念的地位和作用。《水浒传》里的“忠”，有忠于梁山事业的内容，但它又有忠君思想，在许多场合里，“忠孝”这种封建伦理大节被放在首位，而把“义”置于次要地位，这就是江湖义气没有突破封建道德的表现，梁山泊一些斗争性最强、革命最坚决的人物，最终也不免在讲义气的情况下跟着宋江接受招安，义气服从了忠君，就是《水浒传》所写的“义”本身存在严重缺陷的证明。
《水浒传》作者歌颂梁山义军，却又反对方腊起义，实际说明他同情、歌颂的是一种不彻底的农民起义，也就是不去推翻封建王朝的起义，不“僭号称王”的起义。所以，《水浒传》中出现了“替天行道”的口号。“替天行道”固然有其反抗的意义，但是由于遵奉天命，这就不能突破君主观念，因为在封建社会里，正是统治阶级借天命来欺骗人民，所谓“奉天承运”，“天命所归”，历来帝王正是借天命来统治万民的。《水浒传》中“替天行道”的意义，说的是朝廷无道时，由这些好汉来“替天行道”，而朝廷昏暗的原因，则是“□臣蒙蔽了圣聪”，因而他们造反便是只反贪官，不反皇帝，所以最终又不得不归服天子脚下，而“替天行道”的大旗，也终于换成“顺天”、“保国”了。这也是《水浒》英雄们最终走上悲剧结局的原因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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