患难识知己

患难识知己

　　我与评弹大家蒋月泉先生相识在六十余年前，相知则始于“文化大革命”。

　　1967年下半年，我来沪处理完女儿下乡事，返回苏州前，走在吴江路泰兴路口（当时该处较僻静），听得有人在背后叫了声：“徐同志！”回头一看，正是月泉先生。我见他面容十分憔悴，所以回打招呼后，马上追问一句：“你身体好吗？”他答道：“身体倒还好，就是最近中央有位领导（事后才知此人是江青）点名说我的蒋调是靡靡之音。所以团里准备开展对蒋调的批判，还要我在会上作检查。我对蒋调为什么是靡靡之音还认识不透，所以这篇自我批判稿实在写不出来……”接着他面露企求之色，对我道：“徐同志你笔头了得，阿能帮帮我完成这篇检查稿？”我颇感为难，向他解释：“我虽是蒋调迷，但至今也没有感觉到蒋调中有靡靡之音的成分，所以也实在写不来啊！”他听后颇感失望，不时地摇头叹息。我见之觉得很不忍，便轻声对他说：“你如果单分析自己的蒋调为什么是靡靡之音，从这种似是而非的理论角度来检查，是既写不深又表达不透的，肯定难以通过。你只有写过去自己听到别人说蒋调是评弹中最受欢迎、流传亦最广的唱腔后，总是自鸣得意，沾沾自喜，现在一经领导与同志们的揭发批判，认识到蒋调确是毒害与麻痹人民革命意志的精神鸦片。同时也更进一步认识到由于它流传广，也就流毒最深，危害亦最大。自己作为这一流派唱腔的炮制者，也就是人民的大罪人……一顶顶大帽子往头上扣，或可得到领导的认可而顺利过关。”他听后脸上马上露出了笑容，频频点头说：“这好写，我就从这角度来检查！”接着他压低嗓门，微笑着对我补上一句：“听说你过去做过律师，难怪动得出脑筋。”我心想自己回苏州后，也将面临好几场批判会，怎样才能过关，心中还没有数呢！对他的夸奖只得报以惨然的苦笑。

　　两年后我又遇到了月泉先生，他笑着告诉我，当时他按照我的点子，作了极为“深刻”的检查，总算很快过了关。当时在这种形势下月泉先生能将这样大的事来求助于我，而我亦胆敢帮他出这种点子，说明我俩的友情已升华到相知的阶段。这正应着“患难识知己”之古训。

　　“四人帮”粉碎后不久，许多著名老艺人相继在电台、电视台甚至剧场内亮了相，却一直未见月泉先生重新登台的消息。我问他为什么不出来表演一场呢？他说因“文革”期间辍演多年，发音已乏共鸣声，目前正在加强锻炼，并表示待恢复后一定要大唱特唱，再次将正宗的蒋调奉献给喜爱他的听众们。的确，他在这时期练唱的强度很大，不仅在团里练、家里练，有时在星期天上午还拿着三弦到我家，一练就是半天。一日，著名京剧言派老生李家载先生来访，正好遇到月泉先生在我家练唱。待月泉先生练毕回家后，家载兄板着脸对我讲：“这种好事怎么不给我打个招呼，不然我可约一些热爱蒋先生的朋友一起来共饱耳福啊！”我忙制止道：“如果在朋友圈里传开来，我的陋室将被挤塌。你来听我欢迎，但切勿外传！”家载兄会意一笑：“知道了，我不会讲出去的。”此后他便成为来我家听月泉先生练唱的常客。后来我在旧货店淘得一台破旧的盘式录音机，但因当时要凭单位证明才能购得录音空带，所以竟未能将月泉先生的练唱录下来，实是可惜。

　　一次，月泉先生看着我那台破旧的录音机问，是否有杨宝森的录音带？我告诉他，漏抄（指“抄家”）的录音带中就有两盘是杨宝森的。他要我马上找出来放给他听。开始是一盘一盘听，后来是一段一段轮番听，最后竟是一句一句反复听，有时还跟着哼唱起来。这种认真劲，我一看便知他正从这久违的杨派唱腔中汲其精粹来丰富自己的艺术。一连几个星期天上午，月泉先生都沉浸在我这两盘杨宝森录音带里。

　　月泉先生的高足王柏荫兄之爱婿吴越人世兄，知道太老师酷爱杨派京剧艺术，便通过我约请杨派传人汪正华先生夫妇与月泉先生伉俪，在他开设的“吴越人家”面馆聚晤，共同切磋杨派艺术。席间谈及方言与中州韵发音话题时，我向月泉先生讨教：“昆曲中的‘郡’（Jun）字是发去声，而先生在《战长沙》开篇中的‘抵那长沙郡’的‘郡’是发平声，是否有意偏重吴方言的发音？”月泉先生静思后说道：“承蒙指出，是我唱倒啦！”这一下弄得我颇为不安。席散后月泉先生拉着我的手说：“这‘郡’字平、去声发音极易混淆，我想将‘长沙郡’改成‘长沙城’好吗？”我马上说：“既然原来的录音与其他演员都唱平声，已成规范，不必改了！”月泉先生听后严肃地说：“既然发现了错误，就得改正呀！”但因月泉先生当时年事已高，此后也没有机会再正式录音予以纠正。但通过这事，说明月泉先生对自己的要求极为严格。他对艺术一丝不苟的精神，值得我们每个文艺工作者学习。

　　1985年月泉先生定居香港，每次回沪总要约我相聚详谈。1999年他在香港不慎摔折股骨，翌年回沪入住华东医院疗养，我曾多次前去探望。月泉先生每见到我，都显得异常兴奋。我怕影响他的健康，便“吓”他说：“你这样激动，我下次不敢再来看你啦！”月泉先生笑答曰：“我不是激动，而是高兴，高兴有利身体健康，你应多来看我才对呢！”月泉先生虽在病中还是那么风趣幽默。

　　2001年8月下旬，我接到潘闻荫兄电话，得知月泉先生不思饮食，再度入住华东医院。我与闻荫兄约定第二天同去探望，一进病房，觉得月泉先生虽较过去消瘦，但精神还是不错。他对我们又说又笑，问这问那，一点也看不出重病缠身的样子。向他告辞时，他突然伸出双手分别拉着我与闻荫兄的手，语重心长地说：“你们都是古稀之人了，亦应多保重身体呀！”我从未见他有这种依依不舍的表情，一丝不祥的预感闪过我的脑海。

　　8月29日，正是我探望月泉先生后的第三天，午睡醒来，一直感到心悸不安。晚饭前突然电话铃声大作，我拿起听筒，传来闻荫兄之哭泣声，并呜咽着告诉我，月泉先生突发脑梗阻，经抢救无效，于当日下午四时半左右离世而去。闻此噩耗，我的眼泪顿时夺眶而出，泪眼模糊地注视着书桌上那帧月泉先生的演出照，耳边仿佛又响起他那委婉动人的《梅竹》开篇：“……梅探竹，竹爱梅……”

　　月泉先生离开我们已有十五个年头，但回忆起每次与他的交往，都犹似发生在昨天。藉月泉先生诞辰九十九周年之际，特选此几则片段嘱表弟臧增嘉代为整理成文，以资纪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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