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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18文物盗窃案
1992年9月18日，河南开封包公湖畔，开封博物馆。上午8时30分，马海娟、崔巧玲像往常一样，熟练地打开博物馆明清宫廷用品展厅大门，准备迎接参观者。但一进门，她们不由大惊失色，展厅内一片狼藉，几个展柜已空空如也。
8时31分，开封刑警支队队长张天增的对讲机“嘟嘟”响了起来，他问：“什么事？”
“报告指挥中心，博物馆明清宫廷用品展厅大量珍品被盗，请侦查人员速来现场！”
8时40分，张天增率侦查人员迅速抵达博物馆，马上展开勘查工作。随后，开封市公安局局长武和平、主管刑侦工作的副局长胡安太，也从不同地点赶到现场。
经警方初步勘查，发现展厅中有8个展柜被撬，69件珍贵文物被盗走，失窃珍品总价超过亿元。这是建国以来全国最大的文物盗窃案，也是继“蒙娜丽莎”盗窃案后的世界第二大文物盗窃大案！
开封市立即成立了以市委常委徐福润和市公安局党组书记吴国强为指挥员的侦破“9.18”特大文物盗窃案指挥部。全省公安以刑警支队为主，从市区各公安分局直属科室调集了200余名精兵强将，各路侦查精英齐集一堂。
现场勘查组经过连续几昼夜的奋战，共提取案犯留下的物证、痕迹12种109件。通过对各种物证、痕迹的科技监测分析，指挥部认为，这起文物被盗案系流窜犯罪团伙跨地区所为，案犯在两人以上。直接进入现场的案犯有两名，一个身高1.70米左右，身体健壮，体态中等，年龄在25岁上下，此人作案时穿一双回力运动鞋；另一名案犯在1.72米左右，体态偏瘦，年龄约30岁，此人作案时穿一双弧形鞋。
随着调查的深入，各种信息接踵而来。包公湖渔场工人吴玉柱反映：案发当日凌晨1时50分，他和同事三人巡湖至中坑南环路北墙外时，发现有一辆白色桑塔纳轿车停放在此。吴玉柱用强光手电照了照车牌说：“这是空军的车，部队的车还在这儿搞鬼咧。”因为前几天夜里巡湖，就发现一对男女在小轿车里发生关系。
博物馆职工李娟提供了一条更重要的线索：9月初，有两个年轻人曾三次到博物馆参观，其中一个自称“武汉大学教授”，说来开封参加“黄河中下游研讨会”。第一次是9月1日下午2点，“武大教授”独自一人到馆，参观了“明清宫廷用品展”；第二次是9月3日下午2时许，“武大教授”带一身高1.70米左右男子再次来馆参观，因下午展馆不开放，两人只在外侧参观了“石刻廊”；第三次是9月17日上午，“武大教授”再带一男青年第三次进馆到一楼北展厅参观“明清宫廷用品展”。
经警方调查，证实9月初开封根本没有召开过什么“黄河中下游研讨会”。根据这条线索，警方迅速对全市285家宾馆、饭店、招待所、旅社进行排查，在距开封博物馆200米斜对面的东京大饭店查到，9月2日，有4个来自武汉的男子来此投宿，于9月7日离店。
其住宿登记为：李军，男，28岁。唐国强，男，32岁。陈纳德，男，32岁。3人工作单位均为武汉铁路分局。另一人没有登记。经查问，武汉铁路分局并没有李、唐、陈三人。侦查员在博物馆斜对面的迎宾饭店，查到9月2日李、唐、陈的住宿登记，其身份证号码与在东京大饭店所填一致，但登记后未在此住宿。
1992年9月29日深夜，郑州市公安局党组会议室依然灯火通明，侦破开封“9.18”案件第三次工作汇报会正在进行。当金水公安分局局长说起8月5日郑州金桥宾馆发生了一起盗窃桑塔纳轿车案件时，立即引起了开封市公安局侦破“9.18”驻开封工作组的重视。
经了解，7月29日，三个自称是广州宏达电子公司的青年，驾驶着挂军牌照的车到金桥宾馆，进了1003房间与开封机电公司主任傅焕成洽谈购车事宜。这三位青年分别叫林沙、李军、陈纳德。
次日中午，林沙等人要求试车。其中一人驾驶白色桑塔纳在宾馆院内试车时，突然驾车驶出宾馆大门，约40分钟才返回。几天后，傅焕成发现那辆被试过的白色桑塔纳不翼而飞。
经过细致分析，大家认定：郑、汴两地出现的林、李、陈、唐四人涉及的两案系一个团伙所为。根据饭店宾馆服务人员以及开封机电公司职工提供的李军等人的体貌特征，指挥部对李、陈等4人进行了模拟画像。经李娟和武警战士辨认，陈纳德即是“武大教授”。
“桑塔纳轿车可能就是突破口。”指挥部当即决定两案合并侦查，以车找人或以人找车。
但要在全国几百万辆机动车中找一辆普通的白色桑塔纳，无异于大海捞针。经过一番缜密的分析，指挥部把侦查重点指向了武汉。开封市公安局长武和平立即率一支精干的侦查小队进抵武汉。此时，武汉市公安局副局长潘贤仁正组织三镇干警与开封市公安局张天增支队长率领的工作组并肩战斗。
两地的干警侦查后发现，铁路分局对面是一个军事机关，而距此不远的珞珈山麓则坐落着武汉大学。“陈纳德”等人在郑州金桥宾馆“买车”时曾自称是“省军区的”，到开封博物馆“参观”时又称是“武大教授”。偌大个武汉市，这三个单位恰好如此集中的在一起！“我们就以这一带为重点，重点调查。”武和平断然下令。
通过10多天的调查，武汉公安发现了一些与“9.18”案件有关的线索，侦查范围逐渐缩小。同时，指挥部命令从小在武汉长大、对武汉非常熟悉的王伟，同在公安局工作的妻子李静萍一起携女儿以探亲访友的名义前往武汉开展工作。
1992年12月1日上午10时，身着便装的王伟携妻带女在汉口南京路漫步时，北边驶来一辆白色桑塔纳。夫妻俩犀利的目光同时盯准了车牌：K43－1008！
“快叫的士！”王伟边给妻子下达任务，边飞步追向“K43－1008”驶去的方向。
宽阔的马路上，“的士”紧紧咬住“K43－1008”。拐过几个弯，目标在武汉海关大门外北侧停下，从车里走出的两个人步入海关大院。王伟指挥的士也悄然停在了海关大门外。王伟举起事先准备好的照相机一面拍照，一面命令妻子“给指挥部报告情况”。拍完照后，他又走进海关院里查看。
接到李静萍电话，张天增支队长率领侦查员火速奔向海关。然而，在张天增一行尚未到达时，“K43－1008”已逃离海关……经辨认，王伟所拍照的司机就是化名叫唐国强的人。当晚，武汉市公安局3000多名干警分扼三镇主要街道、路口，张网以待。
下午3时许，“K43－1008”终于出现了。武昌交通大队民警王先进在武昌区小东门发现并扣留了一辆挂“K43－1008”军用牌照的白色桑塔纳及司机的驾驶执照。根据被扣驾照，了解司机名叫刘进，女的是刘进的妻子艾某。查对白色桑塔纳轿车发动机号，确系郑州金桥宾馆内被盗的那辆车。
而此时刘进已成了热锅上的蚂蚁。他对这辆崭新的白色桑塔纳更是爱不释手，而且他自认为“9.18”案件做得天衣无缝。三天前，他就开始四处兜风。当被交警拦住时，刘进这才感到大难临头了，于是四处托人打探消息。
1992年12月3日下午6时，武昌交通大队民警得知，有一称杨长明的人在打听扣车的事。潘贤仁副局长和胡安太副局长果断决定：“抓获杨长明，顺藤摸瓜！”
1992年12月3日，汉阳公安分局将杨长明等人抓获。6日晚，公安机关对杨长明家进行了搜查，在他家搜出了五件文物，都是“9.18”开封博物馆被盗的珍品。
在铁的事实面前，杨长明交代了内弟刘农军(化名陈纳德)伙同刘进(化名林沙)、文西山(化名唐国强)、李军四人于9月18日盗窃开封博物馆的事实：
1992年9月20日，刘进、刘农军等人，从郑州开白色桑塔纳车回武汉，打BP机给杨长明，让他准备一些纸箱和碎纸条等包装物，说是有一批东西需要打包。后来刘农军又问杨长明“有没有空房子”，杨长明说“有”。
当晚，杨长明去找刘农军时，杨长明进屋发现刘农军的朋友彭坚(武汉监狱民警)和汪义强(彭坚之姨夫)也在屋里。当杨长明看到屋里那些包装整齐的纸箱问“是什么玩意儿”时，刘农军冷冷地说：“文物，说出去就会枪毙！”那12箱文物，当晚转移到彭坚家9箱，刘农军和李军带走1箱，剩下2箱放到了杨长明父亲家。
12月6日，武汉市公安局将彭坚抓获。彭坚交代：10月12日，彭坚和汪义强用一个18英寸凯歌电视机箱子和两个音柱箱将9箱文物伪装，于13日将其运到王家墩机场，运往广东佛山机场。
12月10日，公安部向全国发出了通缉令，对案件的主要嫌疑人刘农军、刘进进行通缉。迫于政策和法律的强大攻势，南逃广州的汪义强返回武汉投案自首，并提供了刘农军、刘进的活动情况。
为防止被盗文物和主要案犯出境，指挥部决定集中兵力，在广州一举围歼案犯。
十多天后，一个神秘电话打到广州市公安局，表示愿意将文物交出，但惧怕被抓，不敢前往。经广州市公安局精心运筹，55件被盗文物辗转交到广州市公安局。喜讯传来，“9.18”指挥部一片欢腾。庆祝之余，公安部领导要求参战干警一鼓作气抓获另外四名主犯。
1993年1月9日12时40分，赴广州工作组获取了一条重要情报：刘农军派人于当日到广州活动，筹集出逃所需的资金。
1月9日下午2时40分，当一个穿夹克、戴墨镜的年轻人鬼鬼祟祟地出现在广州街头时，被当场擒获。从他身上搜出了刘农军与其妻凌海滨的两本化名为凌达伟、凌海红的委内瑞拉护照、两张香港至伦敦的飞机票以及其他钱物。据其交代，刘农军潜伏在青岛，准备做整容手术后出境。青岛市公安局闻讯而动，于1月9日晚抓获了“9.18案件”首犯刘农军。
刘农军，29岁，武汉市武昌区人。在武汉市公安学校就读时，曾因盗窃被开除。之后在江汉大学自修毕业。1983年以来，他长期流窜在外，与港澳黑社会组织搭上关系。为了盗取文物走私境外，他潜心钻研文物书籍。由于他诡计多端，黑社会称之为“计算机”。
在公安人员的审讯下，三天后，刘农军最终交代了策划、指挥、盗窃开封博物馆文物的犯罪事实。之后，侦查员在刘农军的一个落脚点摸清了文西山的潜藏地址。
文西山，33岁，湖南省东安县井头圩镇人。1983年他因犯盗窃罪被判处有期徒刑9年。1986年5月释放后，长期流窜作案。文西山在与其他盗犯分开后，一个人偷偷溜到了东北。当获知同伙一一落网后，文西山准备再次潜逃。正当他于吉林市劳动局招待所准备逃离时，吉林市公安局刑警队员如神兵天降，挡住了他的去路。
1月17日下午4时许，赴广州工作组接到一个可靠情报：刘进将于晚间6时在广东省中医院门口出现。刘进，30岁，武汉人。他15岁因杀人被少管；1982年因盗窃被劳教，解教后长期流窜在外。17日下午6时10分，广州惠府路，一辆红色桑塔纳轿车由南向北驶来，驶进中医院。守候在此的开封市公安局刑警蔡永刚、许大刚跃身翻过路边护栏，飞步向那辆车奔去。刘进意识到事情不妙，遂关紧车门向司机吼道：“快开车！”但为时已晚，许大刚手持手枪大声喝道：“不许动！”面对黑洞洞的枪口，司机熄了火。与此同时，蔡永刚立马冲向车内，活捉了刘进。
此时，“9.18”案件的主犯只剩下了李军。李军，年至而立，吉林省吉林市永吉县人，长期流窜作案。开封市公安局预审组抓住案犯惊魂未定之机，对文西山等人进行了突审。经审讯，文西山不但交代了作案全过程，而且提供了李军在吉林的隐藏地点。信息反馈到吉林，吉林市公安局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将李军生擒。
随着国际文物走私黑浪卷起，刘农军早已把贪婪的目光投向了开封博物馆馆藏文物。他于1991年6月在广州将各怀“绝技”的犯罪分子刘进、李军、文西山纠合在自己麾下，开始了盗窃文物的罪恶勾当。为增强作案的机动性，他们先在广州窃得一辆红色夏利车。然后通过彭国礼将驻汉某部“K46－1008”军车牌照改为“K43－1008”，挂在了车上。
1992年7月，刘农军一伙先后两次到开封博物馆侦查，并合谋制定了作案计划。为了保证作案后能迅速逃离现场，刘农军等觉得夏利车车速太慢，于是又盗走了白色桑塔纳轿车。
9月16日，天空布满阴霾，他们带着作案工具，驾车离汉赴汴，17日驶入开封市区，到博物馆观察情况。是夜9时30分，刘农军一伙在博物馆周围窥伺动静。18日凌晨1时许，他们将“K43－1008”轿车停在包公湖中坑南岸的加油站北墙外，刘农军和刘进龟缩车内用对讲机遥控指挥；文西山和李军翻墙入院，实施作案。凌晨5时许，刘进开车至博物馆北围墙外接应，将盗得文物放置在轿车后备厢后，立即逃窜。
天网恢恢，疏而不漏，就是这样一起精心策划的盗窃文物大案，在公安干警的不懈努力下，千里追踪，不仅主要案犯无一漏网，而且被盗文物也全部完璧归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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